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指望切实可行时，才会产生效力。

【作者简介】 冯玉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的实现中的利益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社会主体利益（权利）要求的法律表达。

法律正是在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和重整过程中逐步地向前发展的。现实生活中除了客观上可以认定的那些权利冲突（诸如排放三废对周围居民的之环境侵权行为）外，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主观认识差异性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产生权利（利益）冲突，这以公民休息权和公民娱乐权相冲突的案例为最典型。[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彼此行为机会成本的高低决定着达成权利交易的难易程度。[4]利益是各种各样有形的与无形的、精神的与物质的资源，也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需要的客体对象。

而所谓变法、法制改革，也无非是既有利益格局改变的法律表现。[2]参见奥斯汀：《法理学的范围》，全盛出版社1954年版，第140页。[2]至于朝阳学子转入法律本科、毕业后从事法学教育的人员则更多，他们遍布全国的法学院校，对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民事法有唐世儒、关怀（关家驹）、赵中孚、郑立（郑云仙）、王镕、陈逸云（王显泽）、田学成、李景森、胡金书等。但是，人大学派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如2000年12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即是典型一例。朱荔荪论证了古代中国战争法的人道观念和价值。

人大法律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治学报国、立学为民的情结萦绕于人大法律人心头，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总是抱持理性、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态度。人大学派历来重视理论的解释力与改造力，倡导研究的规范化，努力实现对象、范畴、方法、体系、理念、领域的协调统一。

前一时期恰值改革开放之初，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们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努力拼搏，辛勤耕耘，推出的学术成果影响力持续至今，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尊重。早在1990年代初，人大法学院就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于1993年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人大学派始终倡导从问题出发的研究方法，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始终置于中国当代的背景之中。

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人大学派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体系性的学说观点，或处于中国法学的通说地位，或成为探讨中国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流派。这种围绕规范、尊重文本的法教义学立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大法学的基本风格与方法。这既是对人大学派学术影响力的嘉许，也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倡导尊重法律的良好风气。参见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125 [3]参见《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1950年第一学期工作发展报告》。

首先表现在广泛地参与立法、提供各种决策咨询。但是，人大学派不会满足于此。

又如王利明的民法典体系化研究、余劲松的国际经济法体系研究、朱景文的法律与全球化研究、刘春田的知识产权基本范畴研究、史际春的经济法学科地位的理论论证、陈卫东的司法改革理论体系化研究、张志铭的中国法律体系建构及其法律解释理论、范愉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等已经成为人大学派的重要学术特色。  编者题记   风雨兼程，人大法学与共和国同行。

（四）对中国法学走向世界的贡献 尽管法学研究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尚存值得辩驳的空间，但毋容置疑的是，如果不能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力和改造力的理论工具和学术传统，必然无法立足于世界法学之林。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解放后曾担任第二任人大法律系主任的何思敬教授成为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关注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经过三年左右的知识积累，基本完成了苏联专家手把手、边教边学的过程，讲义的编写重点开始从苏联部分逐步转向中国部分。当时，陕北公学中并没有法律系的设置。在基础原理的研究中，人大学派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建立起各部门法的学术话语与体系，以其对法学学科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对部门法学科的准确定位，形成和完善各专业学科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法学的体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而言，人大学派从不缺乏批判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只是这种批判精神建立在建设性与建构性的态度之上。在培养人才方面，人大学派不遗余力，坚持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基础和前沿知识传递给学生。

甲子轮回，逝者如斯，吾辈今日缅怀和憧憬。同时，通过人大学派的学术活动，继续丰富这一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体系。

这得益于时代的推动，得益于人大法律人立学为民的精神传统。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人大学派 。

这些论文固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研究的水平，对新中国理论法学、部门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7]佟柔：《民法的对象及民法与经济法规的关系》，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曾宪义十余年来一直推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即将出版的十卷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丛书，标志着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的体系化。五零年代，国之初建，百废待兴。

人大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孙国华教授是到共和国最高讲坛—中南海讲课的第一人。人大学派需要坚持立足于中国、具有国际视野，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的学术风格，将自己置于法治发展的新坐标体系之中，继续提升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研究立场的建设性、学术功能的引领性以及学术价值的实践性，不断推动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体系化进程。

本文所说的学派是指具有相同的基本立场、相似的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研究风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传承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制建设之实践，在宪制、民事、刑事、经济、社会等领域，皆见吾人之身影。

其次，将教学提纲在教研室预讲，由教研室组织集体讨论。在其哲学基础上，这种研究风格的实质是尊重规范的思维与方法，它与客观性、确定性、建构主义等价值紧密联系。

（一）人大学派的学术传统 人大学派的形成具有多样化的学术渊源，不同学术传统的合流为人大学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积淀。如1950年代，国家法教研室的许崇德、董成美被借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资料编辑组工作，吴家麟、王向明、蒋碧昆等也参与其中。  三、人大学派的学术特色 六十年来，人大学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成为特色鲜明的学术共同体。从宏观理论的体系化向微观、综合理论的体系化方向的转变等。

人大学派除了为国家法制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之外，还培训了大量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具有朝阳法学背景的一些学者和学生接受了新中国法学教育理念，但原有的知识背景依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很多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中，人大学派还凭借自己特有的优势，准确地把握世界法学发展动态，在差别中寻找共性，开展原理性的总结、提炼和探索，及时吸取对中国法学学术体系发展有益的经验。（五）研究取向以基础原理为重心 在研究取向上，人大学派普遍重视基础原理的探讨，力求以学科的基本范畴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使人大法学的发展始终建立在浓郁的文化与基础原理之上。

在制定《涉外经济合同法》时，郭寿康主张适当情况下可适用外国法，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禁区，但他的建议在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得到采纳，1986年《民法通则》的有关章节也吸收了他的学术观点。陈卫东致力于通过司法程序改革治理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刑事司法痼疾。